郭店楚简《六德》篇的作者从治道着眼, 就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 明确提到门内之治恩掩义, 门外之治义斩恩的原则。
天下是以天对应，也就是说天下是要配天的，要与天相配。在西方看来长城是中国的边界，所以我们越看越小，这样是不公平的。
在今天都给搞成民族，搞成民族之后告诉你，你一定就有民族主义，中国古代就变成民族之间的竞争。中国历史性的演变，大概可以这么说。我们中国是帝国吗？帝国的标志就是迷信武力的征服，并且是向外看，是一个向外拓展的国家，那才是帝国。并且漩涡的特点就是一旦卷进来就无法脱身，它是一个向心的运动。这能够解释一个难题，就是中国是非侵略性的，但是为什么几千年下来，中国不去侵略，却越变越大，这样一个悖论如何解释？ 我相信我这个漩涡模式，能够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用这些东西来分析中国，比如说过去曾经一度很流行，说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把封建社会指中国从秦朝到清朝这段时间，那就是更加的不靠谱。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间，有很多西方哲学家访华，都是他们邀请的，比如张申府先生，他是第一个研究罗素的中国人
但我们的师生情感是在改革开放精神，做人做事原则的基础之上，并不是邪门歪道的攻守同盟，而是出于道义。当时我们因为长期受到文革的束缚，在各方面是比较左的，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大多数是糟粕，没有什么能在现代创造转化的东西。这四十年以来，我们武汉大学文史哲的专家们，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郭齐勇教授回顾自己在武汉大学的四十年，从师从哲学大家萧萐父先生的哲学系学生到当今的世界儒学研究的杰出人物，这位直到70岁还坚持在教学一线的教授至今笔耕不辍。
2003年我到日本去做研究的时候，日本学者都非常重视武大，一听说我是武大来的，都提唐长孺先生，还要提一个李格非先生。我们的学科比较齐全，在我任上，同时撑开了八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武大中文系的李格非先生，是编字典的，研究音韵学，他是黄焯先生的学生，在60年代文革前，他和唐先生被教育部派到日本去，给日本的学者们讲过学。萧老师不仅学术根底扎实，而且思想活跃，他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研究生方面除了经典课，我开了哲学史方法论、国学前沿与方法、儒学研究专题等等。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已整整四十年。
很多问题都值得我们从古希腊到近代的西方哲学，从先秦到现代的中国哲学来反哺和提升，去学得一种看待问题的方法。老师们为了给我们上课，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萧、李、唐三位老师待我们非常平易亲切，在他们的提携之下，我从助教、讲师一步一步做到副教授、教授。从2000年的年底到2003年我是人文学院的院长，03年到07年是哲学学院院长，07年秋我主动请辞，请朱志方教授继任。
我培养学生，重视他们为人为学的基础。有一年我年轻气盛，因为和老师有不同意见，对老师有所埋怨，老师很宽厚的说了一句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话，他说：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我们师生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我们彼此的心吗？我感动得流泪了。
有一次我都准备走了，学界有前辈劝我，说：小郭，离开武汉不一定就适合你，你就在武大哲学系，坚持一阵就好了。我到萧老师家，看到老师和师母两个老人孤独地站在门口焦急的等我，说：只有你代我们去看望林安梧了。
我在院长的任上办的国学试验班是成功的。读经典可启发学生的原创性思维。8.您担任哲学学院院长期间，院里组织了非常多的学术活动，学术会议、学科建设、学生培养等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武大哲学系的排名也一度位列三甲，甚至在有些机构的排名中，武大位列第一，作为一位学术的组织者，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郭：我们的确组织了很多学术活动，学术会议。教材呢，比如我编写的《中国哲学史》的教材，是在全国用得比较好的教材，高教社印了20多次。为什么要办国学试验班呢？主要还是想培养一点读书种子，一方面是做人要正派，有君子人格，有士操。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自己的学养不够，毕竟我是31岁才开始读大学，读书还不够，还没有做到中西兼通。
文科的老师就是要指导学生读原著经典，启发他们思考问题，鼓励他们动手写东西。在真理标准讨论上，陶德麟老师就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在全国的思想界都有一定影响。
我现在有很多的学生都是博士生导师。我们也提拔和培养了很多人才，像丁四新教授，他是出身农村的农家子弟，我们倾心的去培养这些农家子弟，他现在做得很好，是长江学者。
5.在您与武大哲学系一起成长的40年里，您印象最深的人或事是什么？ 郭：我们老师和学生的交流十分密切。进入 郭齐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郭齐勇 中国哲学 。
2.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哲学系，选择哲学的契机是什么？ 郭：我并不是选择了哲学系，而是被调剂的。特别是关于公德与私德，是和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我比较重视儒家的私德，私德里面有很多可转化为社会公德的基础。这些活动虽是我们操办，但幕后都是老师们联系好，写很多信札邀请学者。我会继续为社会进步，为国家发展，尽一点微薄之力。
我们的学生，后来到其它的知名大学，包括北大、清华、复旦、人大、中大，或是出国，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说我们的学生不错，底蕴比较深。江先生英语特别好，他马上就能把英美最新的学术动态带到讲台上。
在我的任上，我大概就做了这么几件事情。我出身小商家庭，当过知青和工人，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那时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哲学智慧。
武大哲学系是最早设立，也是学科设置比较全面的哲学系之一。第一点要克服文史哲分家、分科，我们希望深度地打通文史哲，当然精专和博通是互为基础的。
文学院的黄侃先生，闻一多先生，还有当年的五老八中，历史学院的唐长孺先生，吴于廑先生，哲学学院也有她的辉煌，我们从二十年代初开始就有哲学系，有几代的哲学专家。另外关于提议修改现行的刑法民法的有关条文，结合容隐制的传统和现代人权的观念，保障公民的亲情权和容隐权等方面，我一直关注。我们这批78年进校的学生，年龄相差十几岁，差不多是两代人。对国学班的培养，我们注重文字学的功夫，坚持中国古文字、音韵、训诂的训练，坚持经史子集四部每一部经典都要扎扎实实地研读几种。
我一辈子处事也是秉持改革开放的精神，坚持思想解放。当时我是院长，想给他申报资深教授，就请学院的办公室主任把学校申报的文件给他。
基本上我觉得我这40年，在改革开放精神的指引下，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原则，随着时代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也在进步。当时台湾青年学者林安梧要拜访萧老师，他的博士论文写的王船山，因为萧老师是王船山的大家，他喜冲冲的把论文带过来，但学校明令不许见。
我们中哲也是这样，萧老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具有前瞻性，是当时全国最好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这一届同学特别多样化，以后不少同学都以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为学习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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